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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中华文化的根在农耕文化
2016-04-23 14:31:00   来源:人民日报    点击:

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先民,恐怕和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一样有着大略相同的发展路径,先是采集狩猎,再是游牧和畜牧,然后过渡到畜牧和农耕,并且萌芽了手工业。说到根,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时代很长。这正是人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正是在农耕时代,人类开始有了些闲暇和冥想,在 主观思维发展和客观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深思自己身与心的关系,也即灵与肉的关系。农耕社会特别是原始农耕社会,一个人是种不了地的,需要多人合作,甚至需 要整个部落一起上,这就培育了以“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俗语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质是对现实与未来之间关系的揭示,中国人秉承的“忠厚传 家久,诗书继世长”就由此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农耕历史、人类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人很难成为“完全自主的个体”。无论从佛教的因缘说还是从我国的儒家学说都可以看出,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人 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交界点上。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不够发达(或者说丢失得比较早,后世缺少记录),因此有些中外学术前辈说中华文化是一 个“早熟”的文化。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与其说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不如说西方文化是“晚熟”的文化。因为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农耕文化,决 定了我们及时地进入了“唯物”的阶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尧舜时起就是“以人为本”的。任何文化都处在前代文化的下游,流 淌着上面流过来的水,再不断注入无数小溪的水,形成浩浩荡荡的大河。中华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

长期的农耕生活孕育发展了中华文化。好与不好、先进还是落后,不能关起门来说,应该在比较中认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农耕生活是极其宝贵的一段,它 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核心最适于人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续。工业化、后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些理念,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经常违背自 然、违背规律。而以人为本的农耕文化,却一直教诲子孙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质、珍惜自然。    

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要求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炎帝文化的研究。炎帝是我们的始祖,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把炎帝为我 们开创并定型的农耕——不仅仅是种作物、尝百草,更重要的是农耕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当成养育中华文化的襁褓、摇篮。提升炎帝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单纯用 “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已经显出不足,应该创造使用“多重证据法”。同时,要将研究成果化为最普通、最简单、老少咸宜的语言和形式,告诉子孙后代: 我们要秉承炎帝不畏艰难困苦、团结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也就是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理念。这有助于我们建设好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12日 07 版)
 


        男,汉族,1937年6月生,江苏淮安人,民进成员,1959年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

       1954年至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9年至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文系主任。 1987年至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副 主席。1994年至1997年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97年至1998年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1998 年至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2000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至2007年 12月)。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9年7月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首任理事长 。

       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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