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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学大师汤一介教授::儒学复兴的思考
2015-11-10 16:44:00   来源:    点击:

       2009年5月22日,82岁的汤一介教授在南开大学发表“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主题演讲

  [人物简介]汤一介,著名国学大师。祖籍湖北黄梅。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

  2006年,我与朋友共同编写的《黄冈之旅》即将付梓,朋友说一定要请一位家乡的文化名人为我们作序。我考虑了再三,首选祖籍黄梅的国学大师、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和红安籍武汉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先生。3月底,我分别给两位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请他们担任红色黄冈文化传播机构的顾问,并为我们作序。4月4日,我就收到了冯天瑜先生的回信,他欣然同意为我们作序,同时对序言草稿作了修改,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5月中旬,我收到了年近八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的亲笔信。汤先生在信中亲切地说,为家乡出力,义不容辞,并同意担任顾问。信中汤先生流露出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他说自己曾于1984年回到黄冈参加“熊十力学术讨论会”以后,一直想再去,但因事务太多没能抽出时间,并表示等有机会了再回来看看。汤先生还就书中有关细节提出了具体意见。

  真没想到一代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对无名后辈如此重视和提携,对家乡如此挚爱和怀念,我们感到万分激动和荣幸。这时从新闻中得知,也就是在4月,北京奥组委聘请著名导演张艺谋,国学大师季羡林、汤一介以及国内国际五大顶尖人物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总顾问。这是多么高的荣誉!我为汤先生高兴,为黄冈人高兴,更为《黄冈之旅》而高兴,因为我们也拥有了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化顾问。
书香世家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黄梅县人。《黄梅县志》谓其于光绪十五年(1890年)成进士,平蕃(今甘肃庄浪)知县。其父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汤公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次年赴美留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1月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2年至1964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汤公一生在学海里纵横驰骋,为中国学术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客观研究,才能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冲突、调和、融合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不会完全改变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对其学术地位,季羡林先生在为《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写的序中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 …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 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他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饾饤札记》、《〈高僧传〉校点》、《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其中《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他研究佛教的方法,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

  汤一介幼承家学,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时隔多年,汤一介回忆起父亲所给予的“身教”:“1948年至1949年,我听过父亲的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父亲教这两门课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全都是根据原书,所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据。他要求学生认真读哲学家的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学生听。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直到晚年的一次电视采访,汤先生说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大哲学家。
饥渴的养分

  解放前夕的北京大学,学生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生炉子,冷得要命。但这些身外之事,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他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汤一介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还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汤一介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老师教的,冯文炳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废名”,同时他也是鄂东黄冈籍人。具有文学气质的汤一介喜欢废名的散文和诗,也喜欢他很有诗味的小说。废名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就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废名所讲授的国文课和废名坦诚直率的个性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汤一介也慕名选修了他的课。此外,西语系开设“英国文学史” 的俞大缜教授,哲学系开设“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 的胡世华教授,和国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的杨振声先生都使汤一介获得过教益。

  成长于博学与思考之中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汤一介说,学生时代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比方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那些达官贵人是用他自己的汽车送女儿,或者儿子来上学,可是抗战那么困难的时期,要用公家的汽车来送,我们觉得非常不应该。所以一滴汽油一滴血。像这种我就非常激动。四十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种种战争,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对于这样的现实,汤一介也曾热血沸腾过,也曾彷徨迷惑过。但是,他没有停止思考,他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事实上,看不见的世界总是虚无的,看得见的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并不允许汤一介独善其身。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乐黛云因为创办一份所谓的“同仁刊物”,被打成极右派。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乐黛云被下放了。汤一介不知道,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兴县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和孩子。回到家里,他只看到孩子睡在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

  “我就看见我的孩子,一个孩子睡在小床上,一个人。当时我就把我的儿子抱起来,他才几个月啊,几个月!抱起来,我满眼含着眼泪,脑子里就一个思想,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残酷,把一个孩子留在这个地方?”

  “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每天都要被批斗,举一个上边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手里的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他还常常被拉去作为冯右白先生的陪斗。冯右白每天都被拉出来批斗,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汤一介站在边上,因为他们住在隔壁。

  “那时候最担心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要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动作不好的话,那一定要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什么也不敢做,就只是老老实实站在一个地方。”

  政治的厄运一直伴随着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虽其间仍然有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环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说80年代以来,汤先生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他的学术研究活动进入了人生顶峰。在这期间他一共撰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
术有专攻建奇妙

  汤一介研究涉猎甚多。据其自己划分,其研究的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体上表达了其对“魏晋玄学”的整体看法。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性做深入地研究。一种特殊的哲学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并由若干基本概念构成若干基本命题(即判断),又能根据若干基本命题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进行理论推理而形成哲学理论体系。

  (三)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从《论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到《“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等八篇是讨论当前文化问题的。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汤先生认为,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评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传统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的种种阻碍,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正面的不可抹杀的价值。问题是有些学者把后来在学术文化领域发生的极左教条主义和把学术政治意识形态化和全盘否定传统的错误全都归之于五四运动,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和不公正的。在这篇文章中还讨论了8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热”和90年代发生的“国学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化热”的“反传统”是激进的、轻率的,是“有思想无学术”的。汤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或者是由于对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不了解,或者是出于某种偏见。我们知道80年代是我国刚刚走向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的思想无疑是当务之急,因此,关心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学者提出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提出不仅要有四个现代化,而且要有政治的、文化的现代化。这种站在时代要求的思考,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和非常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进入90年代,有所谓“国学热”,对传统文化进入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也是对1949年来对传统缺少分析的一种有意义的纠正。但是也要注意到,“国学热”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是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要求接轨,这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但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发展的某种趋势看,也有另外发展的可能,或者是“国学热”离开了学术的轨道而政治意识形态化,或者是仅仅注意某些细小具体问题的“考证”,认为只有这才叫“学术”,才合乎所谓“学术规范”,这都可能背离某些学者热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汤是最旱提倡“国学”的,但他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关于“文化热”和“国学热”问题,汤先生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文化的双向选择—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虽是讨论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但其目的是看看这一外来思想输入我国的过程对今天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无可借鉴之处。《“现代”与“后现代”》和《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两文都是1993年与欧洲学者讨论文化的会上发言整理而成的。前者对“现代”发展成“后现代”给了一种解释;后者从中国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说明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之间相遇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误读”的意义。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而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为此,汤先生的《“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传承的使命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辞世,让国人为之心痛。汤一介把一代国学大师看成是文化之根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说。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们学术辉煌的时代,但到五六十年代就没有什么建树,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第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暝、陈寅恪、冯友兰,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在创造哲学体系。熊十力的‘新唯实论’是在创造一个思想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基本上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借助了佛教的一些助益;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有一些了解,但是了解得并不是特别多,他借助了西方哲学的一些学说,特别是柏拉图的学说,来建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新理学,是承接宋明理学的。这些学者被称为哲学家。另外一类就是陈寅恪、王国维,他们可以说是学者,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没有创立思想体系,但是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开创了学术的方向,这两类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到50年代以后除陈寅恪以外,冯友兰和熊十力等人就没有再创造什么新的哲学思想,陈寅恪还可以继续做,可以开一些学术方向。虽然已经非常艰难了,但他还在做,冯友兰和熊十力就没法做。

  “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潄瞑、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的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1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文明的冲突正在世界剧烈演进,强权国家推行危险的单边主义,世界地区危险加剧,恐怖主义猖獗,文化的欧风美雨也正在飙袭东方社会,消融和瓦解东方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找回和坚固自己的根。独立的国家就要找到独立的身份,独立国家的独立身份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个文明的新的飞跃常常要回到原点,然后燃起光辉的火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的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

    著作等身铸丰碑

  汤一介先生一生著作丰厚,学术专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学术随笔《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LaMort》等,笔墨清新隽永;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2003年更是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工程第一部分是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此外还撰写有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正是由于自身出色的学术成就和为学德行,汤一介先生赢得许多荣誉。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 Master 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1983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Luce Fellow),曾任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香港科技大学(1992)、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1990)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86),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同时他还兼任了许多重要的国内国际社会职务,如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现任该会驻中国代表。国内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晚年的汤一介教授经常受邀赴各地讲学,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深受人们的喜欢。

  故土在心,思乡情浓。汤一介先生回黄冈看一看的愿望,应该不会太遥远吧?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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